原书及其作者：

《冰点》是中青报旗下的一份周刊，1995年创刊，出笼了很多记录和讨论90到00年代的社会现实的报道。从经典书作的角度来看，《冰点故事》这本书不老，2005年出版；但是对于他所记述的时代新闻而言，00年代的书现在再看恍如隔世。作者李大同是50后，是他们那一代里很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现在知名度比较高的柴静是70后，她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调查节目最初就有请李大同顾问过。这本书记述了李大同先生从一手把《冰点》办起来，到2006年因为停刊风波被免职的故事，记录了一个编辑的视角下，一篇接一篇“引起社会重大反响”的报道是如何出笼的故事。是新闻如何与时代互动，从业者又如何试着推动时代的，一个个具体的故事。

这本书很触动我，也是因为太触动了让我觉得很难介绍。像李先生这样说话一定言之有物，做事风格厚重有力，有着优秀的常识与良知，但同时总是非常务实的人，是我最赞赏的一类人。这一系列的笔记会采取不一样的分章方式，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太流畅了，按章回断开简直是罪过。每篇都是从不同角度选取的摘抄片段，一共会有四篇，这第一篇是总体的剧情骨架和关键要点，下一篇会是新闻专栏的写作技巧，最后会有一个总结篇把所有的摘抄段落都按页码排序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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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2 学生们的问题往往是书生气的，幼稚的，偏重概念而不是偏重实践的，他们极想知道你有什么“秘诀”，仿佛一旦获得了如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笈”，毕业以后就可以横趟了。坦率地说，这些问题要么难以回答，即使回答了，答案的要旨仍然是他们所难以领会的。我看到，原本应当属于职业教育的新闻教育，不断地产生出种种“学”来（最搞笑的是近期还听说有“炒作学”），仿佛不称为“学”就没有在大学里的地位。于是，新闻教育南辕北辙，不断地“学术化”，学生却没有掌握起码的职业谋生手段。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现在的新闻教育“是从个别走向一般”，新闻专业学生的品质如何，似乎决定于他的毕业论文写得好不好，可写出一篇“好论文”的学生，进入一家货真价实的新闻媒体后，甚至连一篇四五百字的“本报讯”都写不好。而实际的新闻运作，正好倒过来，是从一般走向个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永远是从个别走向个别。
我想，只有故事，只有关于新闻工作的翔实的故事，才能使他们了解职业的规则，更加接近将要投身的事业；只有故事，才能使他们体会到这个职业的魅力和风险。这个工作，应当有人来做。

第一章经历与准备

1. 我被风刮到了一个小岛上

>p1 按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而言，堪称“很有成就”，不过今天我已没有兴趣再提起80年代的往事。理由是那时的“辉煌”，还很难禁得起今天的职业标准的考核。那时曾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报道（除了少数确实比较“经典”的以外），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够“职业”。当时的新闻标准，与今天有很大不同。那时，对读者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绝大部分的报道，读者是否爱看，根本构不成取舍的标准。中央大报的新闻标准，基本只有一个：对党和国家一段时间的大政方针的实现有无推动作用。对《中国青年报》来说，当然还要看对青年一代是否重要。就连这么粗线条的“标准”，也不是依据什么翔实的调查，“跟着感觉走”而已。

作者李大同，1979年-89年进入中青报一路历经各色岗位，后在编辑的位置上碰上八九学运和随后的六四清场，职业生涯中断。
这种清晰的自知之明难能可贵，对于80年代的媒介存在的先天不足也抓的精准至极——只是党的工具，无视读者。这本书我让我最感到价值无量的地方就是李大同先生对每个抽象问题的把握和呈现都直指精髓，这是有重量的思考。

2. 老总编辑的知遇之恩

3. 创办《东方》杂志

>p11 大失所望。我看到，尽管老钟是他这一代人里的出类拔萃之辈，力主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但新的知识储备明显欠缺。长期在传统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一把手”全权决定一切的模式。这篇稿件是他约来的，如果不用，也有失“面子”。然而如果面子考虑在文章质量之上，我就根本不可能按我的标准办刊。

把这文字摘出来掰开揉碎，我看到的是作者对于一代国人的素质的把握。中国79年改开，89年政治改革希望破灭，92年南巡讲话经济改革重启，01年加入世贸组，积累发展的时间还是太短了，集权和封闭的历史又太长。与之相比，海外看到的香港人，组织力、行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同乡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英文水平和对世界文化的融入程度，没有一项不是全线优于大陆人的。中国人的政治素养需要追赶的东西太多，偏激一点来说，我不觉得这是身在大陆能做得到的。民主制度设计的很多基底不同于集权社会，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底层逻辑是尊重和保护人权和产权，基本的政治框架是法治宪政、合法性出自国民、协商民主或者多数决。这里边很多东西最好是需要浸润式学习的，包括人与人怎样和而不同，怎样温和但坚定的据理力争，怎样尊重自己的价值也尊重别人的价值，等等。

>p2 在三四年的赋闲中，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历史、政治、文化、学术、人物传记，等等等等，不知读了多少，至少有两三百本，没有一本是容易啃的，有时一两个小时过不去多少页，坐得屁股疼。读累了就去买书，有时一天从早到晚能逛三四个书店淘书，腿都转筋。买到好书之后真是高兴，买到印数极少的书更好像赚了。
我相信，这段集中的阅读不亚于上了一回大学。大概是出于职业的惯性吧，读书时，对精彩的表述尤为印象深刻，好句式反复吟诵、享受。不过我不是在做学问，只是在博览，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比较新的知识体系，一个对文化产品的鉴定平台。通俗地说，这使我有了新的鉴赏力。

但也不一定。这是本章第二节的内容，我所想的正是这样的提升。中国人要追上现代世界的脚步，我觉得很难靠自己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会根本不知道要往哪方面走，而且一遇到需要克服困难才能获得进步的节点，自学如何能获得像样的反馈和保持内生动力直到走出困难？像作者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情况，因为职业中断，精力过剩而无所往之的广泛阅读，以前深厚的职业基础给了他以自己知道看书要从哪里吸收的意识和自我评判、构建复杂体系的能力，精力过剩和新鲜境况带来的热情也天然成了对抗无聊的助推因素。新的、与现代接轨的认知体系但凡能够建立，就是英雄不问出处了，但是能自然走到这一步有多难得？

4. 报业苏醒了，思考开始了

>p12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之后，新闻界开始从半死不活中慢慢苏醒过来。这两三年来的报纸实在是太难看了，因此，“复苏”的第一步，是各报纷纷从可读性开始突破。
因为体制的限制，中央主要报纸的改进，仍然步履维艰。最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的，是比较“边缘”的报纸。印象中，《中华工商时报》走在最前面。《中华工商时报》是本报的一个老报人丁望创建的。丁望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是个杰出的报人，有干大事的气魄。他延揽了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报纸办得比较有生气。

>p13-14 几个月过去，我渐渐有了一些看法。应当承认，报纸扩版，信息至少从量上就增加了；由于开始报道以往中央大报很少涉足的社会新闻和生活新闻，报纸的可读性也增加了。但是我并不满意，特别是报面上出现了不少“花活儿”，譬如有一段时间有些版的编辑竟然兴起用半通不通的古文写东西，“玩儿”起来了，简直就是胡闹。这表明报社内部严重缺乏一种整合机制和严密的办报规则。一家大报，如果没有这套规则，发挥编辑记者的"创造性"就会成为双刃剑，"自由"得伤了自己。
……
我相信一张报纸内在的发展动力，绝对取决于这种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前瞻性思索，取决于报社上下众心归一的办报目标及由此产生的合力。
相比之下，本报同仁在报纸如何定位上的思考不免相形见绌：往未来十年本报走向去思考的人不多；可供讨论的成文的思考成果几乎没有；在日常出报实践上，无论往哪个方向，都缺乏集合性力度。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面临明年本报势必扩为每日8版的局面时，就难免捉襟见肘（这自然不是说本报这几年没有已经得到发展的优势或长处）。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我同意近日本报一位同仁所言，尽管新办的几个特刊受到好评，但在办报的总体宗旨上，早已产生了混乱，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p15 我想，在讨论办报方向、宗旨和相应的手段时，不能脱离两个基点：一是本报长年的成功实践，是否已经证实了有某种规律在发生作用；二是我们是否已经客观地、不夹带感情地认识到了本报的实际办报模式和走向。不把这两点搞清楚，就难免形成"气泡讨论"，难以积淀下真东西。

作者全文引述了他当时的长篇讨论，其中多有在那个年代开风气之先的创见，比如承认比起说政治思想指导实践，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客观规律的，报纸要往何处去，是可以而且就是由报社内部的共识构建所决定的，这种共识的质量则非常直白的就决定了报纸市场化的发行量高低。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但那时是92南巡讲话刚过不久的年代，文革不远，89血迹未干。
还有一些认识性的总结，比如我国媒介的权威性都是由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所决定的，生来就分三六九等；70，80后作为伴着改开而生的代际，其情感和社会力量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接下来的年份将是敢想敢闯的春天，更别说改开的剧变还带来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在这样的节点上，媒介能释放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想要把自家报纸办好，绝大多数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仍然有亏。

>p24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本着这样一堆复杂的“青年视角”去从事报道呢？当然不行，这是痴人说梦。如果严格地立足于本报实际来分析，我们其实只有也只能有一个视角，这就是“青年报人视角”。相应的，如果青年报人在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上都还足够年轻，并且在报道宗旨的贯彻实现上整合有力，那么，这张报纸的视角可能名副其实地接近青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尽管名为青年报，其视角则完全可能是中年的；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上，甚至可能是老年的（本报80年代初在总编辑与青年编辑之间，发生过一次关于是否批李谷一“气声唱法”的激烈辩论，是为显例）。

中青报的视角并不可能是真正原生纯正的所谓青年视角，只能是青年报人的视角。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差别也不大，但是对于深度读者和从业者本身，这个细微的差异绝对重要。人不能从别人的眼睛里看世界，媒介传递的信息必然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媒介自己的眼睛筛选过的。这种筛选本身并没有问题，人类天然就是一举一动都含有观念的指引在内，重要的是认识这种筛选的存在，并且是尽可能清晰、精确的认知。

5. 注视“城市报”

>p26 在这篇文章里，我“杜撰”出一个“城市报”的概念，依据我的划分，当时北京的两家主要报纸《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都不能算是“城市报”，因为它们不具备一张城市报的基本功能——即满足一个城市市民对信息的全方位需求。前者是党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干部，传达政令、推动工作是它最主要的使命和功能；后者读者面虽然宽一点，但信息质量较低，吃喝拉撒睡等等，仅满足市民的休闲需要，基本不具有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功能。

>p26-27 一般而言，对一份报纸进行研究，必须依托于一些必要的数据，特别是受众的数据；另外还要对这张报纸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及外部条件都有一个大体接近实际的把握。很遗憾，这两个必要条件都不具备。
另一方面，经验表明，高度数据化的“精确研究”，虽然可以具备较好的学术味道，却往往可能误入歧途，反倒远离了真实。这是因为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在本质上都是“模糊”的，不可知因素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在左右着双方。近期，电影界如谢晋等著名导演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观众“到底要看什么！？”不用说，此问永远无解。

6. 我产生了新的新闻视角

>p35-36 ”客观报道“本来是新闻从业者的最起码的职业规范。它的本义为：新闻从业者选择与公众有关的和公众感兴趣的事件，做不夹带个人情感的描述，把对这个事件做出结论的权利交给读者。可以说，对于突发性事件，这个从业原则永远也不会过时。然而世界总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公众对过分复杂的事件的理解，总要依托于相应的知识准备和思维训练。而这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常常是力所不能及的。这就要求新闻界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服务，即解释性报道。严格地讲，客观性原则在解释性报道中也应当得到贯彻——记者所提供的解释，一般而言不应是他自己的解释，而是公认为有资格的人士的解释；如果解释人有不同意见，记者则有责任报道几种不同解释以供读者判断，如同在客观报道中，原则上必须同时提供不同的消息来源一样。…… 可以说，客观性与解释性报道的有机融合，正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潮流。在电视、广播和报纸这三大新闻媒介中，报纸在时效、现场感这两个重要环节上天然具有弱势。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解释性报道将是报纸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

《冰点故事》本身并不是一本说教的书，但就是这些功力扎实的解释，和全书清晰展现的工作日常，真正做到了春风化雨的把媒介的价值理论，新闻从业者应有的道德操守，深深印在了我心里。不只是理解，而是从感性层面上真正一本书就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有约束感的价值认同，这种效果不是一般的教科书能做得到的。
这本书里处处都能汲取到关于理解新闻运作的养分，我受目前这种笔记形式只会摘录有集中体现的精华部分。

第二章重新出山

1. 解冻

2. 什么才是“重大”题材？

>p47-48 老实说，直到《冰点》问世前夕，在本报内部，一篇报道的价值并不是由阅读率来确定的，我们总能将一篇报道的“重要性”阐述得头头是道，对行业内的评价更为看重，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读者的感受，没有人真正关注，往往用一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套话来概括。
如果我一直在位，如果我没有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普通读者，很可能，我也会沿着这种惯性前行，并且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对新闻的感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一篇报道不能吸引我读，不能让我读完，题材就是再重大，我也不会认为这是好新闻。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我开始能“感觉”到我要什么，然而还不能条分缕析地论证它，更别说拿来说服别人了。

3. 漂亮小姐说：”我去写粪桶！“

4. 《冰点》——给儿子起名也没这么难

5. ”哥们儿，真他妈棒哎！“

>p56-57 8点半，桌上的电话响了。拿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中年女士。她问：”你是《冰点》的编辑吗？“我说是。
……
接这个电话的感觉对我来说是震撼性的。以往当部门主任的时候，我竟没有一次和读者直接通过话。那时报纸上只登报社总机的号码，总机会把读者的电话转到有关部门的编辑那里去。如果部门主任不要求的话，他甚至连读者的来信都看不到，一般均由部门编辑拆阅处理。我那时曾要求部门编辑将所有读者来信都送给我看，自我感觉还不是一个对读者一无所知的新闻官僚。
现在不同了，版面编辑的名字和电话就印在《冰点》栏头里，读者有什么感受就这样面对面地直接拨电话给编辑。听着这位读者真诚的诉说，我的眼睛开始发热，甚至有一种泪水涌出的刺痛…

第三章获得认可

1. 时过境未迁

>p60 我判定，这次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对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发表。但这是前年的调查，在时间上早已经“不新闻“了，这不是违反了新闻必须是”最近“发生的事儿的准则吗？
如果放在从前，不管我多么欣赏，我也不会把一个”前年“的事儿当作新闻刊登出去。但现在我变了——变成一个从读者角度去判定新闻价值的人。我问自己：这些信息过时了吗？没有，肯定没有，我阅读时的新鲜感尚十分强烈，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读者会觉得”陈旧“呢？我干吗要拘泥于那个死板的”规则“呢？发！

2. 哪儿是我的家？

3. 202路有轨电车

4. “冰点”新闻的启示

第四章新的报道类型

1. 冰点访谈

2. 冰点随笔

>p75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报告是1972年的，而我是社内的第一个借阅者。其后，又看了不少对教育改革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的文章。对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弊端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在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取向与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之间，我看到了巨大的鸿沟。我明白，《中国青年报》的教育报道必须从此开始转型——从对国家教委的亦步亦趋式的线性跟随，转到对现实教育的严厉批判上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体确立了构成《中国青年报》教育新闻的价值标准。

3. 冰点文章

第五章渐趋成熟

1. 岂能不战而降！

>p82 有的人问我，你的办刊指向到底是什么？我想：如果我是个读者，在读一个报纸的某个版时，我会因为“指向”去阅读吗？大概不会。在我面前，只是一篇具体的人和事。我读不读它，不取决于什么指向，而仅仅在于这篇报道是否能够给我提供新的知识或见解。如果还有些阅读的快感，就更好了。我相信，读者和我是一样的。报道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所谓专业标准，与读者的实际阅读感受，其实并不同步。

2. 久违了，留村

3. 五叔五婶

4. 离开雷锋的日子

>p96 所谓常规题材，是指具有达到"底线"的传播价值，形成报道后，人们可以读得下去的那类题材。而特别题材，是那种一旦获知线索，就立刻在我脑中构成一副"传播景象"的题材，也就是我常说的看到某个线索，心里就会"咯噔"一声。后来记者都已经熟悉了"咯噔"二字的含义，只要我说看了某个东西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们就开始兴奋起来，知道我会下大力气做这篇东西，并且将会有较大的社会反响。实际上，所谓"咯噔"，就是指某个线索所构成的"传播景象"，与我的人生经验及职业经验发生了强烈的共振。这种共振在当时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事后总结经验的时候，才会说出个所以然来。

5. 安乐死的故事

第六章亲历式报道

1. 小保姆与大堂琴师

>p107 《冰点》运行两三个月后，我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尽管我们的选题没有任何奇崛之处，但总能引起读者很大的阅读兴趣。我反复总结，意识到，所有这些《冰点》报道如果与新闻界的一般运作相比较，就在于它突出的价值不一样。一般运作是要突出一个新闻界自认为重要的新闻主题或见解，而《冰点》报道，我从一开始就在直觉的驱动下，走了一条"不断逼向真实"的道路。如果一个稿子让我感到不真实，我就会给它打分很低。而越是逼近真实的稿件，得分就越高。
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中国新闻界数十年来假、大、空、"左"的报道，已经让受众无比厌恶，使"真实"本身构成了当今中国的特有的"新闻价值"。这可是新闻教科书上从来都不会去研讨的现象。

2. 青春无战事

3. 我认识的鬼子兵

4. 白色困惑

5. 搬家

第七章辩论与思考

1. L及关于一篇稿子的讨论

>p140-142 对一个成熟的、够格的编辑来说，稿件评判的第一标准是审核新闻价值——由普遍意义、共同兴趣、反常、变动、剧烈程度、潜信息隐含、影响人群的广度及深度、实际效用、发生地和时间以及发表后的政治风险程度如何等等复杂要素集合而成。一篇稿子通常至少要具备其中一至两个才会被采用。
取舍稿件的第二标准是价值表达的完美程度——由客观、明晰、筒洁、易懂、平衡、新颖、必要背景、人情味儿等等要素构成。这将由稿件长短和新闻类别来决定。通常长新闻比短新闻、非事件性新闻比事件新闻性新闻的写作要求要高，甚至高很多。
……
也就是说，尽管还没有什么成文的小册子，但编辑部内由种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评判稿件的标准，实际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接近的共同标准。这种“标准感”不可能在大学里学到，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经过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

这是这本书里记录的第二场业务讨论，契机是有一个稿件频频不被取用的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抗议，李大同再次在书里全文引用了他当年万余字的回复文章。
我在李大同的这篇回复里识别到的精华有两点，这是第一点，回应了“一个新闻从业者的个人经历，与新闻的行业规范或准则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这个来信的记者更具体的质问，“编辑审稿是不是根本只凭个人好恶？”——我所看到的模式则是，当我们自己的工作遇到了别人的评判时，总是不免担心对方只因为个人喜好就给出不公正的评价，但客观的评价方式并不是天然不存在的。

>p142-143 问题的实质在于：L并不准备就稿件论稿件，而是毫不犹豫地把本来只属于一组稿件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强行提升、扩展到整个新闻业的价值观层面来讨论——请看看他这封信的标题：《怎样？到底怎样？——关于一组稿子，关于记者，关于新闻》。于是，技术问题开始从属于理论：如果L信中所阐述的新闻观得以默认，那就是在报社内确立了一个新的新闻取舍标准。
尽管我们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是应该回应，即便是不够完整、不够深刻、不能字斟句酌、无从顾及文章结构也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原本属于可以宽容的仅属于L个人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将会带着一轮近乎悲壮的光环在无形中蔓延。…… 因此，申明职业标准是实际存在的；这个标准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必须遵守；个人经历和体验与标准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我希望我已尽力讲清了这个问题。

虽然在一些比如评判者不受监督、组织整体素质不高等情况之下，评判失当也可能会成为常态，但是被评价者基于自己的判断和感受，直接就认定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不公所导致，也是常有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上下沟通的重要性就需要被及时认识。信息不通达，就会导致评判者无所谓监督，被评判者稀里糊涂，然后一头真的走向赏罚全凭个人喜好，一头则走向愤世嫉俗，最后整个组织都会跑偏。

>p156 在我看来，新闻的最高使命，绝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做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前面我已强调过，讨论问题时，决不能游离于这个行业的特点和本质，决不能沿用其他行业的规范和出发点，那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 诚然，真实的新闻在它的短暂的生命结束后，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记录”，成为“历史”（甚至假新闻也有同样的功能——谁能说“大跃进”、“反右”、“文革”期间的假大空左新闻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呢）。但新闻决不能为“记录”、为”历史“而存在。

2. 普通中的不普通才最打动人

>p164 本报评论部的马少华曾有过一个总结：人群对媒介大体有两种需求，一种是认知型需求，满足于理性、创见；另一种是感受型需求，表现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媒介上丰富的生活细节间的互动。我认为这个总结有些道理。按这个划分，我们关于普通人的报道，有一部分适应了读者的“感受型”需求。

>p165 另外，对（新闻价值与社会意义）“多”与“少”的判断，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编辑记者的“雷达系统”，即你从日常生活、媒介和阅读当中所获得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在你脑中形成一个图形，信息越是充分，这个图形的边界也就越清晰。在很多时候，你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图形在哪些部分已经变形。这时，你就会有一种“补缺”的意识和冲动。

第九章新的尝试

1995年《冰点》创立时定下一周两期，现在来到1996年，因为原本的工作强度太大，《冰点》调整为一周一期。一年下来，《冰点》的报道面越来越大，选题也越来越难，新的尝试继续不断出现。

1. 历史进入冰点：寻找世纪的交接点

2. 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

3. 转载引起的轰动

>p198 我们知青这一代人最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莫过于在一天发现，自己脑子里竟充满了虚妄的、假的“知识”。国门打开之后，我们在非学校教育的阅读中，逐渐发现脑中原来文史哲方面的储备，是必须全盘淘汰、更新的，那里面有太多的胡说八道。还能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走出学校后再来一遍吗？

这一段是全书让我恍如隔世之感最强的地方，二十年前出的书，七十年前生的人，就已经在重复这样的经历，而到了今天它仍在重复。这一段的文字突然就提醒了我，反思的中国人和反思的痛苦一直都在，已经重复了这么久的循环。

第十一章临危受命

>p232 1998年初，报社开始又一次酝酿着改版。1993年开始的特刊化运行——也就是以周为时间单位进行新闻运作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这导致重大的新闻不能及时报道，非要等到某个特刊的出刊日那天才能得以刊出。不能做连续报道，也不能搞基于报道的讨论。由于各个特刊各自为政，与其他特刊没有内部竞争的关系，也导致了个别特刊的静态化。我有一次在照排车间惊讶地发现，原本周五出版的一个特刊，竟然在星期一就已经拼完版放在那里。也就是说，周五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个版的编辑就不打算再理会了。

1.客串央视出境记者

2. 南行感受

>p240 本报是一份全国发行的、综合性的大报。
这类报纸，在世界大国都普遍存在，通常不超过10份。其主要特点是发行量较大；承担一个国家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传播；承担保障公众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和辩论权的宪法使命；是社会正义与良知的重要代言人；在良性运作的前提下，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安全的"限压阀"和"预警器"；通常，这类报纸无论在对事件的报道或解释上，还是在对舆论的影响上，都较一般媒介有更大的、公认的权威性。

虽然今天，不论中外的媒体，客观性和价值仿佛都在日渐沦丧，但是这段话还是让我感到了媒体本来该有的价值是什么样。

>p241，244-245 舆论监督最本质的含义，无疑是对政府行为及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这种根本性的监督，目前难度最大，有形无形的禁区最多，然而绝非无路可走。二品、三品官员不能动，七品、八品的还不行吗？切莫小看对“芝麻官儿”的监督，把他贬低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要知道芸芸众生大多只和“芝麻官儿”打交道，只和手里多少有芝麻大点权力的人打交道——社会的不公和腐败往往大量体现在这些交道中。
上面讲了舆论监督对本报的重要性（在大报第一种属性的层面上）。容易引起误读之处是，似乎我们应当像“包大人”那样到处和贪官污吏正面干仗，当“青天”。其实，对权力的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方面（狭义监督），而不直接涉及权力的监督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广义监督）。在对公众生活的实际影响上，后者一点也不比前者的作用小。…… 在公共权力之外，是“社会现象”和“公民权利”——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监督领域——其影响力很可能更广泛、更持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贪官污吏打交道，而“社会不公”却人人都可能遇上过；“不良现象”、“社会不良因子”往往会笼罩很大的一群人。

>p254 “制度比人更强大”——不是总编辑没有强调过，而是报纸的版面设置和整合、监督机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是编辑记者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放任自流。其结果是报纸个性越来越模糊，读者定位越来越找不着北。

这种思考的起跳点是无价的，基础、范式、制度，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隐形的，也就使得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思维显得格外珍贵。
但是从第一轮业务讨论起，到了现在还在强调，想必这些意见并没有引起报社的实质性改变。书里有别的地方提到过（P258），这一轮改组尝试，碰了报社里各个副总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最后也没能真正大改。利益格局里山头林立，导致组织总体僵化，遇到问题无法改革，这个模式实在是太常见了。

3. 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吧

4. 社内第一大部

>p259-260 我想来想去，甚至拿本报与西方主流大报相比较，忽然发现，本报存在着一张主流大报所不能容忍的缺陷——孱弱的言论。说起来，这倒不单是本报的弱项，而是中国所有主流媒介的弱项。在西方大报那里，“意见表达”是报纸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报纸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每日向公众发布新闻，还在于，它每日向公众发布意见——即对这个社会已经发生的对公众利益有潜在影响的事件发表评论。…… 在我国，报纸的言论只有“二传手”的功能。它的使命只是诠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功能是“推动工作”。严格地说，中国的媒介根本就不存在编辑部的声音。

第十二章 “小冰点”问世

1. “非驴非马”打响头炮

>p265 之所以对《焦点访谈》格外肯下功夫，据我从一些党政干部们那儿了解，主要是因为很多中央领导都注意看这个节目。江总书记、朱总理就《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做过几次具体指示以后，就更是如此。至于这个节目的普通观众多少，倒不是主要因素。晚报、都市报的普通读者也都不少，在那上面登一点儿批评稿，他们就不是特别在乎。重要的是，自己地皮上出的坏事，不能让中央领导知道。

舆论监督的起作用机制的惨淡现实就是，全凭开明负责领导人的主观意愿和政治风向。邓江胡习，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这种主观意愿失去，社会对不公现象的公开感知与纠错机制再次消亡，能明面上表达出来的社会不满日渐减少。每个社会都不会完美，出了问题而无从获取对问题的自由感知与改善的希望，并不会消弭社会不满和社会不稳因素，只会让这种不满在暗处滋长腐烂，转化为极端报复行为和整体社会道德水平、幸福感的隐形下降。恶政是全社会的毒瘤。

2. 讨论“大兵瑞恩”

>p270 对我来说，主持讨论已经是上个年代的事情了。1986年那场持续了100天的"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至今仍记忆犹新。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标榜进入了"新闻的时代"，新闻、新闻、还是新闻。而"讨论"，这个人民群众唯一能够在媒介上公开发表意见的传播形式，似乎已经被彻底放弃。

>p275，277 读者何亮在《道德与理性》一文中说道：我不怀疑梁先生的立意是善良的，是合乎道德的，但他对“冰冷的理念”的讥讽未免有些走偏。中国从来就不缺道德家，缺的恰恰是敢于坚持理性的斗士，以及对任何既定道德信条问个“为什么”的启蒙精神。……（另一位读者钱唐写的《“热血”与“冷血”》）在我看来，真理是不怕讨论的，也没有先验的真理。如果一场讨论能让您的观点更站稳脚跟，为什么要说参加辩论的人是可耻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先验的是冷血的，只有在讨论中，道理才越辩越明。

中国的讨论氛围始终不尽人意。首要问题就是共产党限制的禁区太多，不仅是有形的禁区，更是已经融入了本能的无形恐惧，除了被动导致政治冷感，这点尤其有一些极其主动的表现，例如讨论社会问题时一昧苛责普通人，却对普遍性的社会缺陷视而不见；总是下意识就和统治阶级共情，没有自我的爱、追求与自尊，没有对与自身相似的普通人的归属感；对于命题界定、权责归属、规则明确、确立基础共识、接受不同观点存在的合理性，没有意识；基本没有逻辑概念，也没有和而不同、但据理力争的基础素质，讨论基本就是诡辩和攻伐的同义词，思考基本就是偏见和错误认知的集合。
中国社会的戾气和犬儒我觉得就是以上种种不如意现状所导致的抽象后果。社会出了问题，却看不到症结所在，改善更是无从谈起，人就变得越来越用力，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宽容，却也越来越无力，以致走向玩世不恭。由戾气和犬儒继续荒腔走板的结果，我认为就产生了现在的所谓一边赢学一边幻灭的时代感。

3. 《冰点时评》：我得要一张原装的

第十三章遭到“抗议”的停刊

1. 阳光下的交易

2. 噩梦般的遣送

3. 坐在家里喝口水，也在纳税

4. 一次险些夭折的改版宣告“小冰点”的结束

第十六章由”软“到”硬“

1. 世纪末的弥天大谎

2. 谎言背后的嘴脸

3. 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

>p372-373 《冰点》自创办以来，基本上沿袭了“软报道”的路子。“软报道”是指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跌宕的描述，来反映部分的社会现实。一个个人叠加起来，就构成了社会全貌。在这样的报道中，通常并不具体地、指名道姓地抨击某一级政府组织和官员。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新闻环境。批评的指向一具体，通常就会引发“名誉权”诉讼，在司法权力地方化的现状下，媒介罕有胜诉。一旦发生这样的诉讼，媒介为了捍卫正义和报道的权利，即使明知会在地方保护下败诉，也必须走完一审至终审的全部程序。赔钱尚在其次，为此耗去报社各级领导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难以承受。因此，为避免诉讼与麻烦，媒介一般都会小心翼翼地回避具体单位和人名。《冰点》也不例外。

后记

>p393 10年过去了，《冰点》报道由“软”开始，越来越“硬”。这或许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逼着我这样做。这样做并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报道刊发后，久久听不到任何动静，令人绝望。譬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冰点》）。

>p393-394 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的甚至是潮流性的事件在发生；代表性人物在涌现；批评、质疑在进行；历史真相在披露；历史人物、事件在被重新审视和评价。一份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对所有这些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大事，原本都应该及时报道，但现行体制使我们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以报道的方式来干预现实，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毕竟在进步，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职业准则来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至少应该有所记录。我们应该记录下后人必须审视的那些“大事”，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失职。
……
SARS袭击中国，暴露出中国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端。本来，通过这次事件，主流媒介应当从头梳理SARS疫情发现后的每一环节，报道中国的官僚机构相对应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彻底诊断出体制的弊端，才好对症下药。实际上，SARS危机几乎可以说全面反映了我国体制、信息渠道、民族性、社区建设、农村与城市的医疗卫生机制等等方面潜伏的大问题。这才是SARS报道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
这不是直接干预现实的报道，而是记录。但就在《生命备忘录》发表之后，中央各媒体的同行们纷纷给我来电话，说是”绝了“，”你们竟能刊出这样的报道“。一个大学新闻系主任对我说：”还是《中国青年报》！还是《冰点》！“事后记者被告知，很多医护人员将这篇报道复印几十份，送给亲友们；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从而被民间称为”民族英雄“。他的儿媳打来电话说，老人家拿到这张报纸，一字一句地读完…

>p396-367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
我只想告诉读者：在一个大报编辑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当代中国。
我还想让本书读者看到：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种种令人愤慨的现实，但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如果不是为了捍卫它们，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
我想，只有那些总是感到“有责任”的人们，才应当从事新闻这个职业，才能在这个职业中感到快乐。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公众，每天都在感受他们的喜乐哀怒，他们在供养着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对新闻这个职业，我能说的，就是这样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