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楊繼繩，天地圖書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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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4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三、八届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 这些社会运动完全为了巩固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发动，然后把全社会都拖入狂热和无底线的深渊。关于中国高层的权斗和党史研究我是弱项，但是这节感觉真是流水账水平，在这几节中看到的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倒是最近看到油管博主曹操说的这两个视频给了我以更直观的科普。

>p1140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着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p1141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5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着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p1141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

>p1141-1142 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内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 《墓碑》还是主要集中与国内视角了，关于苏联的作用，国际互动的影响基本都是一笔带过，感兴趣的话可能需要自己另行补课。

>p1145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衆，就缺乏合法性。

>p1145-1146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已六十年。第一個三十年的制度框架可以概括為「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造就的制度框架可以概括為「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在這樣的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不深化改革，難以持續下去。下一個三十年的任務是建立「憲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虧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做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人，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人。
我們要積極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使社會制度的過渡造成的震動保持在中國社會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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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信息：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七版，ISBN 978-988-211-9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