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楊繼繩，天地圖書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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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66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合稱為「三面紅旗」。這是1958年令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旗幟，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饑荒的禍根。然而，執政者多年來把這一禍根視為珍寶，從1958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是劃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忠與不忠的一個重要標準。 

>p666 「總路線」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簡稱。它的文字表達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報刊宣傳說，「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大躍進就是高速度的體現。所以，從思想認識上，總路線和大躍進是一回事。不過，總路線偏重於指導思想，大躍進偏重於行動，大躍進是總路線指導下的行動。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國以後逐漸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會議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設搞得快一點

>p666-667 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一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的估計革命勝利到來的時間。…… 他們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 毛泽东一手促成了大跃进年代荒唐已极的狂热氛围和个人崇拜。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p671-672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1957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 1956年5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6月3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

• 写的非常婉转，但是在实际操作和后续修改稿中着重了反冒进的方面。
• 毛泽东在其中的角色则是对反冒进相当不忿，一有机会就要把风头掰回左倾加速。

>p673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p676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鈎，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 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 事前和事后都是毛泽东张口就来，没有经过数统部门和专家组织的讨论和分析。
• 中央官僚头脑不发热，毛泽东就拉来头脑发热、急着递投名状的地方官员的论述，用来刺激中央。结合前后太多的案例，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广纳意见，更像是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挑选信息。

四、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米

• 毛泽东提出“（成就是）十个指头和（问题是）一个指头的关系”的说法，迅速推开成为了各级官员掩盖错误、错上加错的借口说辞。

• 周恩来在反复的政治打压下多次作出自我检讨。

五、成都會議：「總路綫」已有雛形

>p682-683 在成都會上（1958年3月9日召开），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他，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p684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3月2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p685-686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
成都會議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p687-688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一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甚麼「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餘地」。但是，由於整個制度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份」調動一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着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綫」終於形成

>p688 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 党内团结一致是以党派为基础组织形态的现代政治中的常规，治理国家，争取权力，无论是为自己谋私利还是为社会做实事，都需要一个政党在内部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是在中国，国事一党独裁，党内领袖独裁，没有监督也没有制约，这是问题所在。
• 回到当时，狂热大潮已成定局，所有的异议都被扫清，这时候任何务实言论都会被立刻达成立场问题，无人敢拿政治前途冒这个险。官僚系统的噤若寒蝉就是这样由毛泽东一手斗争出来的，这一局面既已形成，许多极其狂热的妄想“经验”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 八大二次会议后风行全国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的形式就是在这里由王任重提出的，所有部门都争相跟紧形式，也就是争相浮夸，层层加码。

P697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1958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自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就極力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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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信息：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七版，ISBN 978-988-211-9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