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浙江之折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天地图书第七版

  • 注意一下,因为我借到第七版的实体书了,从这篇笔记往后的页码请以第七版为准。原来的第四版共568页,第七版共629页,以备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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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農民口中奪糧

>p460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一畝。新中國成立以前,浙江是個缺糧省,據國民黨有關記載的材料,每年要從外省調進2億到5億斤糧食。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實行土地改革,糧食比建國前多了一些,但是,不僅沒有糧食調入,還承受了沉重的糧食徵購任務。 

>p465 糧食統購統銷之後,私商大幅度減少。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商基本消滅,再經過1958年大躍進,不僅沒有私商,連商品經濟也沒有了。本來十分活躍的浙江農村經濟也變成了一潭死水。農民完全被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沒有其他生路。

二、江華緊跟毛澤東

>p466-467 浙江省第一書記江華對毛澤東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緊、非常快的。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計:「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求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估計,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會上,他不經討論,就一人斷然推翻了這個估計,獨自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毛澤東獨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以後,第一個響應、並較系統闡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華。

  • 不管农民死了多少,浙江的共产风一共刮了三波,主要表现为一平二调,名目分别是搞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制、兴办水利等大工程、大力发展公社经济向社会主义过度。


>p470 共產主義强調有計劃的生產,而「周密的計劃」必須指揮權高度集中。生產上的瞎指揮是生產指揮權高度集中的必然產物。像全國各地一樣,自1958年以來,生產上的瞎指揮在浙江省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農村幹部打罵農民,扣飯的情況相當普遍。 

>p471 浙江省的反右鬥爭也是很積極的,曾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裏的負責幹部。

三、魚米之鄉的餓殍

  • 五风严重破坏生产,高征购和公社经济摧毁了农民抗风险的家底,由上往下恩赐的粮食又要被干部层层扣克去用于生活特殊化。

>p475 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中所載歷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歷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3.85萬、6.68萬和1.37萬,合計為11.9萬。另外,根據同書所載歷年人口出生率進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約為113.14萬人。
根據《中國人口 · 浙江分冊》中的數據,用本書第二十三章「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的計算方法計算的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77萬人,少出生105.17萬人。大饑荒對浙江人口的影響為二者之和,即116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方法計算結果是:1959—1961年浙江非正常死亡為14.1萬人。

四、爐頭生產大隊:從豐足到饑荒

  • 一个富庶的村,因为收入分配被迫要和其他地方“穷富拉平”,挫伤农民积极性,然后政治高压、政治权力无限扩张。再后就五风连年破坏生产,征购、大炼钢铁和大兴水利、支援其他大队、干部滥刑,农民负担连年加重,最后至于大量死人。

五、富裕路橋鎮的昔日

>p478 參觀完了以後,我們在路橋大街邊等車,看到寬闊的街道和繁華的商業,大家對這裏的富裕和發達贊嘆不已。
誰也不會想到,在上世紀60年代,這裏曾是餓殍遍地。可見制度稍有鬆動,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鬆,同一個地方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 路桥镇下辖各大队间存在很明显的横向对比。五风严重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大队,饥荒的程度就严重;而基层社会组织相对稳定,领导相对宽容农民对瞎指挥的自发抵制,估产报产不为了政治拼命浮夸,这样的大队,社员生活就相对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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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信息: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七版,ISBN 978-988-211-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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