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甘肅不甘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天地图书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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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 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肅資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開的蘭州會議，是揭蓋子的會，這個會上的文件、簡報、發言集中反映甘肅1958-1960年的情況，可惜我沒有找到。今後的研究者應當首先找到這套資料。
>p108 這個省雖然地處大西北，但其情況和中原等省極為相似。先是嚴酷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不能説真話。接着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出現饑荒時又把糧食問題當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大批農民慘遭摧殘，一批人死於人身摧殘，更多的人死於飢餓。

一、用政治高壓製造假話

>p109 此時，（1957下半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五月）還沒有召開，全國「大躍進」的號角還沒有吹響。張仲良得風氣之先，提出「躍進！再躍進！」。他又用整風的方法來把全省的思想統一到「大躍進」中來，他自己覺得這是高明之擧。

•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孙、陈、梁”反党集团，大举整风反右，政治迫害说真话的人，大谈“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用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高压气氛。

• 提倡“超越现实”，斥责对主观主义的反对，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二、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

>p113-114 由於年年都徵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蓄，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杆、洋芋蔓、棉蓬籽、殼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一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衆生產自救，一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 但是，由於地位領導在三幹會上（三級幹部會議）强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爲製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

• 年年都过度征粮，农民吃饭全靠返销粮食，回销粮能够拨足全靠干部良心。

• 政治压力导致每一层都是不关心实情的上级独断专行，下级唯命是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大跃进”畅行无阻。

>p117-118 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

• 上层的政治压力层层下压，干部农民都不会少受政治迫害，而且越底层就越残忍野蛮，经济上又更会被肆意“共产”。

• 1961-1962做了一定程度的平反，但许多冤案制造者仍当权并参与主持，大部分问题只做内部纠正，不公开平反。

三、「共產風」一波高一波

>p118 甘肅省的「公產風」兩起兩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勁的共產風，1959年6至9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起全民算賬，清理退賠），1959年9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刮起（廬山會議的影響）。

• 共产风的主要形式是无偿征调农民和小队的财产；牲畜等生产资料集中管理，然后又因管理不善而集中死亡损耗；胡乱强征农民劳力，工分混乱的四处外调。

• 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采取制止措施，强调所有制应以小队为基础。

• 旋即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又把有所反思的干部迅速整倒，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愿景又起，急躁冒进，靠强征农民和小队财产进行各种“大办”。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p121 引洮的出發點，是因爲隴中和隴東嚴重缺水；引洮工程之所以造成災難，是因爲用行政强制辦法去做沒有能力做的事。

• 引洮工程集大跃进五风之大成，严重加剧甘肃饥荒。大跃进期间，各省“五风”肆虐情况大同小异，而不同地方的具体事件则不断给我们提供审视“五风”和本地特色的机会，然后这些地方的具体事件又成为塑造其地历史和特色的一节。

>p122-123 從開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進行的。工程指揮部認爲，右傾機會主義一遇機會就要興風作浪，向黨進攻，千方百計地企圖迫使工程下馬，迫使引洮工程失敗。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誰發表對工程不同意見，誰就可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這麽複雜的工程，卻采取「三邊」和「三分段」的作法，即「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後來又加了一「邊」：邊修改

• 轻视技术问题和工程消耗，用政治压力强制要求只许加速不许落后，眼里除了一个一厢情愿的目标以外什么都没有。过程中一次为保证民工生命安全而做的决口泄洪最终被定为“破坏事件”，决策者受到惩罚。

• 消耗劳力、粮食，影响生产，国家地方投入和平调侵占群众财产不计其数。

>p124 平心而論，在大躍進的荒唐背後，有些事情也體現了老百姓的心願。問題在於獨斷專行的決策機制和强制性的執行手段。這種決策機制必然造成決策失誤，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對老百姓的剝奪。這種決策機制和執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饑荒

>p125 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裏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認爲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 1958年春天逐渐开始发生饥荒，然而干部咬死甘肃是“余粮省”，有人说真话就按政治问题批斗，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胡作非为。

• 饥荒捂不住被揭之后，在清水县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进行二次压迫，称为“清水经验”全省推广。

>p126 從1958年春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1,300多萬人口中，有700萬人每天口糧在7兩以下（16進位，7兩相當於10進位的4.375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一能源。許多地方群衆食不充飢，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

• 除了出名的通渭和清水，全省普遍都在历灾，庐山会议后反右倾，（1960）死亡人数远超庐山会议以前（1959）。

• 群众除了饿死，还常见被干部打死、扣饭致死。

• 省会比其他城市好，城市比农村好，但依旧都有饿死人；群众比干部惨，劳教农场的人又比群众惨。

六、通渭問題

1. 通渭餓死人的比例高於信陽

2. 全縣展開共產主義大辯論

• 表彰积极批斗别人的人叫“插红旗”，批斗持不同意见的人叫“拔白旗”，制造了狂热和恐慌。

• 大平大调，刮共产风，生产上只顾领导的主观意愿独断专行，任意抽调劳力搞工业。

• 粮食减产后虚报高产量，带来高征购。

3. 「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 报了丰收的数字，征了过头粮，春季就需要由返销粮来供给。省级领导遂认定要粮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各地开始用斗争的手段加强征购力度，为农民说话的人被迫害。

• 为了对上级负责，政治挂帅，一方面无视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强行搜粮过程中就多有血腥事件和多吃多占。

4. 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 死人情况日渐严重之后，冒着风险越级反映情况的人就越多，省、地级工作组来时正值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高潮，那么切实该做的反左倾冒进自然是不可能了，只能反右。

• 一直勤勤恳恳讨好上级的县委书记席道隆也被挑出错来整倒。实际上只要是上下级关系中，离现实更近的下级可挑的错处永远会比办公室里动动嘴皮的上级多的，哪怕是再努力媚上欺下的官员，上级面前永远是替罪羊。

• 出版《通渭县志》时，稿件审查正经过当时加剧饥荒的王秉祥，增删美化不少。

5. 揭蓋刨根運動

• 1960年底到1962年的好年景和政策放松终于逐渐扭转灾情。
• 兰州会议后，西北局以整风整社的名义开展民主革命补课，以阶级斗争方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展开夺权斗争。这些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早就和原有的含义无关了。
• 七、對甘肅問題的處理和餘波
• 兰州会议中一切问题触底反弹，整风整到省级之后没有发展成像让更下层的干部背锅时压倒性的迅速熄灭问题之势，被整的省级干部在为自己辩护中既维护了自己的政绩（也就维护了大跃进），也争辩了他们的问题只是执行中央政策中的一般问题（那就问题就只能是中央政策方向的了）。
• 但最后的决议报告中，责任依然在中央和省级之间被完全推给了省级。

 

 

参考资料

• 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四版，ISBN 978-988-211-9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