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廬山之變
原书及其作者：《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楊繼繩，天地圖書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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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42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開了46天。8月2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
廬山會議，不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1958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 了極權制度。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p842-843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1959年6、7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提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1958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1958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份，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之，大加韃伐。
>p845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份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升的機會。
- 毛泽东首先始终认为自己“三面红旗”的想法是好的或者说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必须咬死这点，大跃进的问题都是程度和方法上的问题，而且总体成就多于问题。他往台前一站，所有的纠偏都只能以他这种暧昧而肤浅的态度为限。以领袖的想法为法，所有人都受到一种无法估准的政治压力。
- 很多上层官僚看到的情况多，自然状况下也不愿认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 回顾一下，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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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47-849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着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治理国家永远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刚性的冲突不可能避免，如果有良好的议事制度设计和分权监督制衡，一个人看不到的问题总有人会看到，也会有相应的能力来为自己据理力争。当然制度设计和分权制衡也不是简单的事，不同的设计，效果各不一样。但是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一旦最高领袖一意孤行，举国上下没有任何自保的方法。大跃进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的问题，整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就没有纠错能力，存续至今也没有反省。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p849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p854-855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彭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份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 後來，有這類發言（支持彭）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只要冒犯毛泽东个人权威，根本不知道在哪就会踩到地雷，这种情况下愿意着眼实际的人必然成为异数。
党内的政治形势早被整理成对毛泽东处处有利的形式：他站在最高位上，底下官僚处处因相互斗争而无法团结，政治斗争随时处于要擦枪走火的状态；毛泽东个人威望和威势是绝对的压倒性态势，在民间和在官僚间都近于宗教，他是全国上下唯一的真理中心，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无一不会被体制无限放大；毛泽东本人也善于通过政治斗争党同伐异，使宣传机器将自己在民间的形象日复一日的粉墨包装，形成民粹的温床；他时时注意军权，追求个人掌军，中国一直以来就没有过军队和官僚要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服务领导个人的观念。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p859，862 李銳（毛的秘书）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7月21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問題。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
>p865-866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着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 的。
现在毛泽东的态度既然摆明了宁左勿右，左的狂热和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全国上下的真理。
在毛泽东一手营造出的集权体制里，他的任何一言一行压到别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所以他的任何个人言行决断会迅速被推行和放大成全国灾难——然而论功时他是英明领袖，检讨时错误却都是基层犯的，官僚系统在隐形的压力面前闻风而动，而领袖本人则可以裁剪自己的事迹，只认领荣耀，不认领罪过——于是越掌权者个人权威越得到保障，权力就是一切，权力的集中形成循环。独裁政权的一切成就如果都要归于领袖，那一切责任也要。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p866-870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着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p870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在革命年代，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回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革命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歷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 这一节详细梳理了各个主要人物在会议转向前后的变化，不一一抄录了，只记我得出的想法：党派重于国家，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重于一切，官僚系统内一派迂腐作风，所有的高官基本等同于毛泽东的家臣。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p900 1949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既定的前提，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污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一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p905 廬山會議加劇了1958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 大跃进从未得到彻底清算，随后的文革也是大跃进毛泽东个人权斗的延续，一直到他身死才能转向。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p905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8、9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
>p911-912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甚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此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 加劇了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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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信息：楊繼繩，2008，《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第七版，ISBN 978-988-211-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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